商鞅的故事大家真的了解吗?今天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~

　　秦国正是因为采用了商鞅变法，才逐渐成为一个有实力争夺天下的强国。可能不太了解商鞅变法的朋友都会比较好奇，商鞅究竟是进行了哪些改革，竟然会给秦国带来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，实际上商鞅变法的主体思路体现在两方面，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。商鞅变法就像是给秦国装上了一个强有力的引擎，推动秦国蒸蒸日上，想了解更多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。

　　贫穷的秦王寂寞如雪
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，秦国雄踞关中地区。这里土地肥沃，劳力充裕，还是当年西周的故土，按说“根正苗红”。春秋中叶，秦穆公还曾打败晋国，称霸西戎，帮楚国复国，影响力很大。

　　可是，到了战国初期，关东六国却视秦国为“戎狄”。什么会盟啊，称王啊，都不带秦国玩。他们的理由是，秦的礼乐文化和制度建设太落后，带秦国玩容易掉价儿。

　　没人搭理的日子不好过，历代秦国国君也很郁闷。于是，他们对变革和富强的追求从未停歇，其中的核心话题，就是经济体制。在以农立国的时代，土地制度当然是焦点。

　　秦入关中之初，实施一种叫“爰田制”的土地制度。既吸收了西周“井田制”的一些要素，将国家控制的“井田”分为公田和私田，并对“井田”征税，又摒弃耕种时“公田优先”的传统，主张“爰土易居”，充分考虑田土之美恶、劳逸之均衡、负担之平等，有利于调动耕作者的生产积极性。

　　随着铁犁和牛耕的广泛使用，秦国和关东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骤增。

　　如此一来，贵族们便经常“漫其经界”。“井田”外的大量荒地得到开垦，粗放经营，而这些新垦土地并未纳入国家控制的“井田”范畴，倒是成为贵族们的私人领地。非但周天子，就连秦国国君都没法管理。

　　时间一长，秦国少了一块赋税收入，贵族们倒是更富了，对秦国国君的权力构成威胁。于是，秦国国君要先下手为强，主动出击，做点改变。

　　谁的地盘谁做主?

　　秦简公七年(前 408 年)，秦简公宣布在全国推行“初租禾”。

　　按照《谷梁传》的解释，此举“非公之去公田，而履亩十取一也，以公之与民为己悉矣”。意思是说，“初租禾”是按耕种之人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来征收实物地租，这就把新垦私田纳入征税范畴，“履亩而税”。

　　这项新政，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。官府可以了解全国耕地的真实情况，增加财政收入。贵族们通过漏报耕地来逃税的梦想破灭了，但也不是一无所获。既然缴了税，那就相当于他们对这些新垦土地的所有权，得到了国家的承认。

　　相比于“井田制”忽视个人利益的顶层设计，“初租禾”当然是一种人性化的创新。可是，贵族们就没打算交税。他们觉得以前挺好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，有没有名分不要紧，得实惠才更关键。现在要让他们交税，那就相当于跟他们争利。谁会干啊!

　　秦简公(前 414 年至前 年在位)和秦出子(前 386 年至前 385 年在位)期间，贵族们多次发动叛乱，导致君权衰弱，国力下降，关东各国趁火打劫，使秦国日趋孤立。错综复杂的内外形势，使秦国国内进一步改革经济的呼声更加强烈。

　　商鞅两步走，秦国抖三抖

　　秦孝公上台后，面对的就是这么个乱局：关东六国都在改革，秦国再不改，若干年后就会被甩得更远，沦为小国，乃至亡国。于是，他重用商鞅推行变法。

　　商鞅在土地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做出的改革，步子要比秦简公大得多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里说，秦国“用商君，制辕田，开阡陌”，按照每位成年男子 100 亩的标准，把土地分配给百姓;“开阡陌”即推倒原先的阡陌、封疆，改变固有的“井田”格局。

　　具体说来，商鞅的改革思路是两步走：

　　一是按照更高的面积标准来规划耕地，建立新的土地边界。每亩的边长100 步增至 240 步，单位面积扩大好几倍，农民实际耕种的土地更大，有利于他们挖掘劳动潜能，纳税后剩的粮食更多，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。这是对“井田”规划的渐进性改变。

　　二是改变劳动组织形式。铁犁、牛耕的应用提高了一家一户的生产效率，农业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显得越来越多余。于是，商鞅以“开阡陌”的方式取消了共耕公田的集体协作模式，而让农民名下有了固定土地。看起来分散和单干，势单力薄，但激发的生产积极性更强，效率更高。

　　商鞅“废井田开阡陌”的大动作意味着，改革并非小修小补，而是刮骨疗毒、是伤筋动骨、是壮士断腕、是打破一切不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桎梏。在战国七雄里，只有秦国做到了，做得最彻底，收益
商鞅变法弱民?有人说商鞅变法失败了

　　导读：商鞅变法是怎么成功的？有人说，这是因为秦孝公的支持,其实这只是次要的，他的成功主要是树立了一个有公信力的典型事例。

　　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“变法革新”，最成功的要数“商鞅变法”。“戊戍变法”是失败了，他使我们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国强兵的历史机遇。究其失败的原因，是保守派的势力过于强大。在这个保守的国度，要变更祖宗之法，谈何容易。但商鞅却成功了。商鞅成功，因为它不仅有超人的胆略，还有超人的政治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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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开始，他就作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。悬赏五金，募一人将一根木头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，“民怪之，莫敢徙”。于是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，有人做到了，立刻兑付了赏金。“民怪之”，是因为政府缺乏公信力。

　　商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确立了他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的形象。于是推行新政。在各种政令中有一条颇有意思，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，倍其赋”。就是说不准吃“大锅饭”。这一条出自于对人的本性的认识。可惜的是我们今天一些地方仍在吃大锅饭，难道我们今天的智慧比不上两千年前的商鞅?

　　新法很难执行，因为大家都反对。碰到太子犯了法，商鞅曰：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”。“刑其傅公子虔，黥其师公孙贾”。太岁头上动土，商鞅之胆略可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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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明日，秦人皆趋令”。我们今天的改革，碰到最大的难题是“执行难”。法令如果不能执行，就是一张废纸。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”，如果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商鞅，改革或许会顺利得多。正因为有了这个大智大勇的商鞅，“行之十年，秦民大说”，变法最终取得成功。

　　商鞅变法之前，“秦僻在雍州，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，夷翟遇之”。雍州位于陕西西部，所处环境，十分偏僻、闭塞。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。“诸侯卑秦”。变法之后，秦一跃成为西部之强国，诸侯惧之，称为“虎狼之国”。到后来，秦始皇扫灭六国，完成统一大业。若论统一大业，商鞅变法应是第一功，因为他为秦国以后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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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商鞅后来的结局十分悲惨，秦孝公死后，他四处逃亡，走投无路，终被秦惠王捉住，受了车裂之刑。历来的改革者，少有好结果。战国时的吴起，汉代的桑弘羊，唐代的王叔文、柳宗元、刘禹锡，宋代的王安石，清代的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，都不得好下场。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，花样翻新，所以不断地有新东西发明出来。

　　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，每次想起谭嗣同临终前的这句留言，总会有一种莫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