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并非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想去哪就去哪，他们的出行也会受到颇多限制。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

　　当初谢安、王羲之等人在会稽山隐居，与友人饮酒作对，玩玩高雅的流觞曲水，生活好不逍遥自在，王羲之还顺便写了篇《兰亭集序》名流千古;明朝的徐霞客更是中国历史上“背包客”第一人，足迹踏遍21个省、市、自治区，寻访名川大山，写下“旅游指南”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　　但你以为所有古代人生活都能这么快乐，想去哪玩去哪玩?做梦，绝大部分古代人终其一生都无法离开自己生活的这片区域，顶多去城郊放放风，再远的地方别想了。为何会这样?因为古代出行的限制可太多了。

　　虽然《西游记》是一本志怪小说，但由于其创作素材来自于《大唐西域记》，因此其中有些内容还是非常真实的，比如说唐僧每到一个国家就需要拿出来的通关文牒，那个其实就是他出行的凭证。

　　历朝历代对于出行凭证的要求并不相同，比如有的时候是符节，有的时候是路引，但相同的是这个管控力度非常大。

　　先秦时期出行需要有不同的符节：“门关用符节，货贿用玺节，道路用旌节，皆有期以返节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……无节者，有几则不达。”没有符节就别想进出城门。

　　除此之外还有种叫“过所”的东西，其实也是一种凭证：“过所，过所至关津以示之。”这里的关指的是陆路上的关隘，古代会在很多地方设置关隘，包括城镇的城门也有设置;而津指的就是水路上的关隘。之所以设置关津，就是为了确保往来人员的正常，以及及时传递一些信息。不论是关还是津，路过时都需要出示证明。

　　路引这个词明清时用的比较多，《大明律》中有这么一句：“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，军以逃军论，民以私渡关津论。”可以看出，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当官的，如果擅自行出百里路而没有路引，直接算犯罪。

　　这个犯罪是怎么判处惩罚的?最低杖责八十，如果是跨国并且成功了，一旦发现直接处死，看来这古代人对擅自乱跑是真的管控很严格。

　　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何古代人对于出行管控这么严格?以及既然都只是在关津或者城市有检查，那么不去这些地方，一路只停靠村落不就行了?

　　关于古代对出行管控严格，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。一方面是因为古代生产力低下，人口成为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源，不论是劳作、从军、还是发展当地经济，都离开不开人，因此一般统治者都不愿意让民众到处乱跑。

　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古代政局动荡，那些硝烟四起的时代就不说了，哪怕是和平年间，统治者也要担心其他臣子搞事，因此对出行凭证的控制，也是一种减少细作的方式。

　　至于所谓的不走官路，不去城池，这在古代根本就不可能。古代跟现在可不一样，出了城外面就是原始森林，有老虎等猛兽出没真不是骗人的，如果不走官道性命都难以保障。

　　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非常讲究家族亲缘，这点越是农村体现地其实越明显。古代村落很多都是同一个氏族共同生活，比如什么李家村、赵家村，乡里乡亲大多都能攀得上亲戚，一旦来了陌生人立刻就会被村民们发现，如果陌生人不交代清楚显得身份可疑的话，当地村长会直接将此事上报，还是会被发现。

　　所以综上所述，古代人要出行，要不就有一定的身份地位，然后老老实实拿了陆英，就可以到处乱逛了，比如说举例的那些名人们;要不就安心待在家乡，非要出门只能学习下徐霞客，真的就是专门往山里跑，这样才能避过路引凭证。但五千年华夏，又出过几个徐
古代春运做了什么?古代春运

　　“春运”一词最早出现在1980年的《人民日报》上，是随着改革开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放宽后，中国出现的特有的社会现象。因此，从狭义来说古人是没有春运的，但从广义上来讲，从春节出现开始，春运现象就存在了，即所谓春节期间的出行。古人春节是怎么回家的?古代的“高铁”和“大巴”又是什么样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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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古人春节也面临“回家难”

　　春节，是一年中最重要、持续时间最长的节日，民间俗称“过年”。每年过年，家家户户欢聚一堂，吃年饭、守岁，迎接新年到来。

　　与今天一样，大家争着回家过年，便是古代春运的源头。据考证，周代出现了现代春节的雏形，古代“春运”也应运而生。然而，受自然、政策，特别是封建时代“父母在不远游”等礼俗因素的限制，古时候人口流动的数量并不大，距离也不太远。与今天不同，古代春运的主体并非“外出务工人员”，而是公务人士和商人。

　　在古代，由于路途遥远、交通条件所限，许多人无法回家过年。即便到了交通相对发达的隋唐时期，“回家难”现象也相当普遍。

　　隋代诗人薛道衡的《人日思归》有云：“入春才七日，离家已二年。人归落雁后，思发在花前。”薛道衡是河东汾阴(今山西万荣)人，他从北方来到南方，没能及时赶回去与家人团聚，看着南方欢快的节日气氛，自己却独在异乡，所以诗中流露出他心中无限的惆怅和思乡之情。这从侧面说明了古代春运“回家难”的现象。到了唐代，诗人王湾更是留下了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的千古名句。

　　为了解决薛道衡、王湾这类“人在旅途”者回家过年的难题，古代官府也尽量不在过年时安排公务人员外出。而外出谋生者、经商人士，则会早早动身起程上路，避免延误了回家的时间。

　　秦代“高铁”：硬木轨路

　　“回家难”的背后实是“行路难”。因此，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忘修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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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殷商时代，中国古人便十分重视道路交通的建设，在安阳殷墟考古中就发现了大量车马坑。到了秦代，中国的陆路交通水平突飞猛进，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，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公路网，这给“春运”提供了便捷。

　　据《汉书·贾山传》记载，“(秦)为驰道於天下……道广五十步，三丈而树，厚筑其外，隐以金椎，树以青松。”驰道是秦国的国道，从记载来看，驰道并不输于现代高速公路。折算一下，驰道宽达69米。不只路宽，路旁边还栽植松树，注意绿化降噪，这在当时算是世界第一。

　　有人认为驰道是皇帝专用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。驰道是“天子道”不错，但“道若今之中道”，也就是说驰道是多功能的，中央部分(3丈宽)才是速度较快的皇帝专车用道，别的车和人只能走一边，这与现代全封闭高速公路分出快、慢车道如出一辙。

　　除了驰道，秦时还有直道、轨路等。这里所说的轨路，便是当时的“高铁“。当然，那时的轨道非铁轨，而是用硬木做的，下垫枕木，除了工程材料不同外，与现代铁路基本没有什么区别。马车行驶在上面，速度非常快。

　　秦代有“高铁”这一惊人结论是有现代考古依据的，该遗址位于今河南南阳境内。轨路的存在让《史记》中所谓“车同轨”有了新的解释。

　　需要说明的是，秦代修建公路网并非出于民用需要，而是出于军事考虑，但它对民间风俗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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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古代“大巴”：畜力车

　　影响春运效率的，除了路况外，还有运输工具。中国不只是最早修筑高速公路和使用轨道交通的国家，还发明了各种运输工具。国外学者认为，车为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世纪时首创。其实中国对车的使用也很早，史料记载，在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就有车了。

　　在古代，驱车动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。中国最早的人力车是辇，辇就是轿子的前身，之后又有痴车、独轮车、鸡公车、黄包车、三轮车。而长途运输特别是物流则主要靠畜力车，它就是中国古代的“大巴”。有马车、驴车、骡车、牛车等，其中马车是古代春运最主要的工具，和现代长途大巴一样重要，至今在北方个别地方仍能看到马车。

　　畜力车也分好多种：轏(音同栈)车、辎车、安车、辒(音同温)车、轺车、传车、兵(军)车等。轏车是一种轻便车，结构简单，车体材料档次也低;辎车则是大货车，送人时则变成了大客车。安车就比较高级了，是政府官员或“VIP贵宾”乘坐的，相当于现代高级小轿车。辒车是一种卧车，有窗，可调节车内温度，这车子相当于现代豪华房车，是“总统专车”，只有皇帝才能使用，不属古代春运工具，在秦始皇死后成了高级“灵